引言：

1988年初春，广东丰顺县埔寨镇迎来了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他拄着拐杖，手持一张写着＂叶依奎＂的身份证，小心翼翼地在乡间小道上穿行。起初，当地政府只是将他当作普通的台胞对待，每月给予20元补助。然而，就在一次偶然的谈话中，老人说出了自己42年前的真实姓名＂谢汉光＂。这个尘封已久的名字，立即在中央引起了轩然大波。组织部门迅速展开调查，一段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史逐渐浮出水面。这位化名＂叶依奎＂的老人，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转折？他为何要在台湾隐姓埋名四十余年？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他又为革命事业作出了怎样的贡献？

一、革命青年的觉醒（1940-1945）

1940年，谢汉光考入广西大学农学院。在校期间，他展现出了优异的学习成绩，尤其在农学理论与实践操作方面表现突出。广西大学农学院当时设有试验田，谢汉光经常在那里进行农作物栽培实验，对水稻、甘蔗等作物的生长特性有着深入研究。

1942年，日军南侵的脚步逼近广西。为了躲避战火，广西大学被迫迁往桂林临时校址。在这个过程中，谢汉光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也见证了大批难民流离失所的悲惨景象。这段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国家积贫积弱的根源。

1943年初，因为成绩优异，谢汉光被学校推荐到柳州黔桂铁路农场担任技术员。这个农场主要负责为铁路职工提供粮食蔬菜供应。谢汉光在工作中表现出色，很快被提拔为农场主任。

在柳州期间，谢汉光结识了几位进步青年。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时局，交换进步书籍。通过这些接触，谢汉光逐渐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农场的位置偏僻，远离城区，这为地下工作提供了天然的掩护。谢汉光开始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为来自广东、广西等地的进步人士提供临时落脚点。

1944年夏天，一位从广东潮汕地区来的地下党员因长途跋涉患上疟疾，谢汉光将他安置在农场的偏僻房间里，并冒着被发现的危险，多方筹措药品。这次经历让他与党组织建立了初步联系。

1945年春，谢汉光通过组织关系辗转到达香港。在香港期间，他与地下党组织建立了正式联系。经过组织考察和培训，他在一个隐蔽的地点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从此，一个新的共产党员诞生了。

入党后不久，组织上着手培训谢汉光掌握秘密工作的基本技能。他学习了联络暗号、文件传递、秘密接头等地下工作的基本技巧。同时，组织还特别注重培养他的反侦察能力，为日后的地下工作打下基础。这段培训期间，谢汉光还系统学习了党的理论知识，加深了对革命事业的理解。

在香港期间，谢汉光还负责联络从广东、广西等地来港的进步青年，为他们提供临时住所和基本生活保障。这些工作虽然琐碎，却为他积累了丰富的组织工作经验。当时香港虽在日军统治下，但仍保持着相对开放的环境，这为地下党开展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赴台潜伏的重要使命（1945-1947）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台湾重回祖国怀抱。中共中央立即着手研究对台工作方案，决定派遣一批具有专业背景的地下党员前往台湾，以建立革命根据地。在这个关键时刻，谢汉光的大学恩师，即将赴台担任林业试验所所长的张教授，向他发出了邀请函。

组织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台湾林业试验所是日据时期遗留下的重要科研机构，下设多个分所，分布在台湾各地。这样的机构网络，正好可以为地下工作提供极好的掩护。组织决定派遣谢汉光以技术人员的身份前往台湾。

1946年初，谢汉光抵达台北。在张教授的引荐下，他进入了台湾省林业试验所莲花池分所工作。起初担任普通技术员，主要负责林业资源调查和育苗试验。这份工作需要经常到各地考察，为他后续建立地下联络网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台湾站稳脚跟后，谢汉光开始与其他地下党员建立联系。当时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正在积极开展组织发展工作。谢汉光通过特殊方式与省工委取得联系，并开始按照组织安排展开工作。

1946年下半年，张教授调任他处。在离开前，他极力推荐谢汉光接任莲花池分所所长一职。这一任命获得台湾当局批准。职位的提升为谢汉光创造了更多开展地下工作的机会。作为分所所长，他可以调动人员、安排工作，这使得安插同志、传递情报变得更加方便。

1947年初，组织派遣了另一位地下党员张伯哲到台湾。张伯哲是谢汉光的校友，同样毕业于广西大学农学院。谢汉光以老乡和校友的名义，将张伯哲安置在林业试验所，担任科长职务。两人借助工作之便，频繁接触，互通信息。

在这期间，谢汉光还协助建立了多个秘密联络点。他利用林业试验所的工作特点，在各地林场建立了情报传递网络。通过调查林业资源为名，他得以在台湾各地活动，与其他地下党员保持联系。同时，他还利用职务之便，为其他地下党员提供工作证明和活动便利。

这段时期，谢汉光还协助省工委建立了多个基层组织。他以林业试验所的名义举办技术培训班，借机联络进步青年。在他的帮助下，一些地下党员成功打入了台湾的教育、农业等部门，为后续工作打下基础。

台湾当局对共产党人的搜捕日益严厉，谢汉光必须极其谨慎。他采取了一系列严密的防范措施，如使用暗号联络、分散存放文件、建立多重联络渠道等。每次与同志接头，都要经过周密计划，选择合适的时机和地点。

三、隐秘战线上的斗争（1947-1950）

1947年2月，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在这场动荡中，谢汉光一方面要维持林业试验所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还要确保地下组织的安全。当时有多名进步青年因参与示威游行被通缉，他利用林业试验所的下属林场，为这些青年提供临时藏身之处。

在二二八事件平息后，台湾当局加强了对各界的控制。谢汉光注意到当局开始对林业试验所的人事进行清查。他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将一些敏感文件转移到安全地点，同时调整了联络方式。他将原本集中的联络点分散到各个林场，增加了接头暗号的复杂程度。

1948年初，《光明报》事件爆发。这是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受的一次重大打击。谢汉光接到省工委的紧急通知，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他将一批重要情报通过特殊渠道送往基隆港，由船员秘密带往大陆。同时，他还协助几位涉案同志转移到偏远山区的林场。

为了建立更安全的通讯网络，谢汉光开始在各个林场培训通讯员。这些通讯员表面上是普通的林业工人，实际上担负着传递情报的重任。他们采用多种隐蔽方式传递信息，如在树皮上刻写暗号、在特定地点埋藏信件等。这个通讯网络在后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上半年，随着国民党军队不断撤往台湾，台湾当局对地下党的搜捕更加严厉。谢汉光发现自己的一些活动已经引起了特务机关的注意。为了避免暴露，他主动申请调往台东的偏远林场工作。这个调动看似是工作需要，实则为后续建立新的地下网络创造了条件。

在台东期间，谢汉光利用林业调查的机会，详细摸清了当地的地形地貌。他在多个偏远山区设立了秘密联络点，为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做准备。同时，他还在当地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扩大了组织的影响力。

1950年初，台湾省工委遭到严重破坏。谢汉光接到通知，立即启动了早已准备好的应急方案。他利用林业试验所的车辆，分批将一些重要文件和物资转移到安全地点。同时，他还协助多位地下党员安全撤离，其中一些人成功转移到山区。

这段时期，谢汉光还建立了一套独特的预警系统。他在各个林场安排了可靠的工人，负责观察特务机关的动向。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就立即通过预定的方式发出警报。这个系统多次帮助组织避免了危险。

为了确保通讯安全，谢汉光经常改变联络方式。他设计了一套利用林业术语作为暗号的通讯系统，将情报隐藏在普通的工作报告中。这种方式既保证了信息传递的隐蔽性，又不会引起怀疑。在这个系统的保护下，许多重要情报得以安全传递。

四、四十年的隐姓埋名（1950-1988）

1950年6月，台湾当局加大了对地下党组织的搜捕力度。谢汉光接到省工委最后一份通知，要求所有地下党员立即转入隐蔽状态。他随即销毁了所有可能暴露身份的文件，并制定了新的身份掩护计划。

在一位老同志的帮助下，谢汉光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叶依奎。这个身份的前身是一位在日据时期去世的台湾渔民。通过精心设计的关系网，他逐步构建起了这个新身份的社会关系。为了让身份更加可信，他还特意学习了当地方言，熟悉了渔民的生活习惯。

1951年，谢汉光辞去了林业试验所的工作，转往台东县成功镇的一个小渔村。在这里，他开始了作为渔民叶依奎的生活。他购置了一艘小渔船，每天出海捕鱼。这种生活方式虽然艰苦，但却为他提供了很好的掩护。渔民经常要在海上漂泊，这使得他不会因经常改变住所而引起怀疑。

为了维持新身份的可信度，他还娶了当地一位渔民的女儿为妻。这段婚姻不仅帮助他融入了当地社会，也为他提供了更多的保护。他的妻子虽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但一直尽心照顾着这个＂来自外地的渔民＂。

1960年代，台湾经济开始起飞，渔业也逐渐现代化。谢汉光顺应时代变迁，将木质渔船换成了机动船。他还组织了一个小型渔业合作社，这不仅提高了收入，也扩大了他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当地，叶依奎成了一个热心助人的老实渔民。

1970年代，他将渔业经营范围扩大到远洋捕捞。这种工作性质使他能够合法地在不同港口之间往来，也为他掌握各地情况提供了便利。他始终保持着对社会形势的关注，但从不参与任何政治讨论。

1980年，已经60岁的谢汉光逐渐从一线捕捞工作退下来，转而经营小规模的渔具店。这个职业让他能够与各地渔民保持联系，同时也为晚年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在当地，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渔民，没有人会把他与40年前的那位林业试验所所长联系在一起。

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这个消息让已经67岁的谢汉光看到了回归祖国的希望。他开始着手处理在台湾的各项事务，准备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他将渔具店转让给了帮工多年的徒弟，并以年事已高为由，表示要回老家养老。

1988年初，在办理了所有必要手续后，谢汉光以叶依奎的身份踏上了返乡之路。这一年的早春，他回到了阔别42年的故乡广东丰顺。当地政府最初只是按照一般台胞对待他，直到他在一次偶然的谈话中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五、晚年生活与历史见证（1988-2005）

1988年春天，谢汉光回到家乡后，立即向当地政府相关部门报告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通过严格的档案核查和组织认定，他的地下党员身份得到确认。这一消息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位潜伏四十余年的地下党员终于揭开了历史的面纱。

1989年，组织为谢汉光安排了一处住所，就在丰顺县城。他开始着手整理自己在台湾潜伏期间的各种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包括他用特殊方式保存的工作笔记、相关照片，以及一些重要文件的复印件。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后来被收入省档案馆特藏室。

1990年，谢汉光开始参与地方史志的编纂工作。他为《丰顺县志》提供了大量关于解放战争时期地下党活动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他还协助省档案馆整理了大量关于中共地下党在台湾活动的历史文献。这些资料为研究这段特殊历史时期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1992年，谢汉光应邀到广东省党校作专题报告，向年轻党员讲述地下工作的经历。他详细介绍了如何在敌占区开展工作，如何建立和保护地下组织，以及如何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坚持革命事业。这些经验后来被整理成教材，用于党史教育。

1995年，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谢汉光开始在家乡创办了一个小型的革命历史陈列室。他将自己保存的物件，包括当年使用的工作证件、联络用的暗号本等都捐献给了陈列室。这些实物展品生动地展现了地下党员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状态。

1998年，已经78岁的谢汉光仍然坚持为前来采访的历史研究者提供详实的资料。他对每一段历史都能准确回忆，并提供具体的时间、地点和人物。这些口述史料成为了研究中共台湾地下党历史的重要依据。

2000年，谢汉光开始整理自己在台湾期间建立的地下通讯网络资料。他绘制了多份详细的地图，标注了当年各个联络点的位置，并对每个联络点的具体作用做了说明。这些图纸后来被收入《广东革命史料汇编》。

2002年，在各级组织的关怀下，谢汉光的健康状况得到妥善照顾。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然保持着记录历史的习惯。他每天都会写一些回忆文字，将自己记得的历史细节记录下来。这些手稿后来被整理成册，成为重要的党史资料。

2004年，谢汉光参与了广东省组织的一次重要口述历史项目。在这个项目中，他系统地回顾了自己的革命生涯，特别是在台湾潜伏期间的经历。这些珍贵的口述资料被全程录音保存，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档案。

2005年初，年迈的谢汉光因病住院。在住院期间，他仍然惦记着历史资料的整理工作。他将最后一批个人笔记交给了省档案馆，这些资料包含了他对某些历史细节的最新补充说明。同年4月，谢汉光在广州逝世，享年85岁。